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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杜姣:外婆的故事
  •  2014-02-12 14:40:27   作者:杜姣   來源:   點擊:0   評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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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杜姣:外婆的故事

                

    很小的時候就經常聽外婆講故事,尤其是那充滿神奇甚至略帶詭異的神話故事。從未上過學的經歷絲毫掩蓋不了她講故事的本領,任何稀松平常的小事一旦到她嘴下,都會煥發出異樣的光彩來,讓聽者不無為之嘆服。她瘦削的身軀已經經受了70個年頭的磨礪,白發、皺紋、深陷的眼眶是歲月留下的最明顯的痕跡。外婆是個喜歡傾訴的人,一到她家,就會拉扯你說過不停,也許是上了年紀的緣故,今年尤甚。在大多時候,一般的人在她面前就只有扮演聽者的份,聽力的下降,更使她沉浸在自己的敘述里。只要有一個聽者,她就會滔滔不絕。高亢的音量、清晰的音色,讓你完全不會想到,她已年過七旬。此時她的身體亦隨之散發出無限的能量來。

    外婆從不缺乏素材,因為同一個故事在她的嘴下不論怎么重復,都不會有一丁點重復的味道。她的每一次講述都使同一個故事展現出不一樣的生命和色彩,聽者絲毫不會厭倦。

    我對外婆的記憶應該是從上學前班那時開始。我打小就沒有爺爺奶奶,記得,每到暑假,母親就會把我兄妹倆送到外婆家,年年如此。當然,其中還有很多時候是我們兄妹倆主動要求去的。因為,外婆家對我來說就是一個故事樂園,它可以讓我沉浸在各種曼妙的想象里。

    白日的繁忙隨著夜幕的來臨而停止,吃完晚飯,洗完澡,托上涼鞋,我、哥哥、外公、外婆四人就拿著一把用棕櫚葉做的大蒲扇,搬出一把小椅子坐在屋外的空地上納涼,天空繁星點點,四周蟬音彌漫。這時外婆的家還是由泥土和木板混搭而成,整個色調偏黃而略帶黑,屋子里點著煤油燈,泛著星星火光。屋后是一片小山坡,長滿了棕櫚樹和竹子。所有的這一切都只是在等待著外婆的故事。

    外 婆會給我們講各種各樣稀奇古怪的神話故事,也會給我們講哥哥幼時的童年趣事。因為生了我,哥哥才一歲多,母親照看不過來,就將哥哥交由我外公、外婆帶著。 此外,還有媽媽在家做女兒時的故事以及她自己的故事。我和哥哥倚在她的身邊,腦海里時不時浮現出各種畫面,不經意間就咯咯地笑出了聲來。

    外婆的故事自然成了我暑假最快樂的調料。

    直到我上初三,學習的緊張以及學校各種補課規定,結束了我的暑假,同時也結束了聽外婆講故事的時光。之后的日子,更是馬不停蹄,緊張而緊湊。如今的我已經不再是那個每個暑假都會去她家嚷嚷著要聽故事的小姑娘。現在只要回家,都會去看看外婆,但也僅是短暫的停留。

    今年寒假回家,照常去了外婆家。外婆家在2004年就翻建新的房屋,兩層高樓,搬到了公路邊上。原來破舊的木質房屋早已不再,宅基地復墾成了菜園,種上了玉米和各種蔬菜。很多兒時的記憶終將成為了記憶。可我依然想聽外婆講故事。時光正在逐步侵蝕她生理意義上的身體,同時也在豐滿著她的精神軀體,過去所有的一切都在這個精神的軀體中駐足、積累和沉淀著。

    下面是我記下的外婆從她母親那里所聽聞的以及她自己親身所見的關于她家族的故事。

     

    外婆1943年 出生在一個地主家庭,這個地方現隸屬于張家界市永定區橋頭鄉。“山多、地多、屋多”,是她對自己娘家家產最精煉的概括。至于到底有多少,她也說不上來。只 是跟我說,從哪里到哪里的田都是她家的,從哪里到哪里的山都是她家的,哪里的誰以及哪里的又是誰租種過她家的地。從她的描述進行推斷,她家的田、山等至少 橫跨了現在的好幾個鄉鎮。那個時候,就屬她家富庶一方。這些家產如何積累而來,外婆不知道,只知道這是祖上留下來的,并還在她父親的手下不斷擴大。她爺爺 有六個孩子,四個女兒和兩個兒子。她父親是第二個兒子,名叫徐子坤,別人都稱他“贊老管”。大兒子叫徐子恒。外婆的父親在三歲時生過一場病,據說因為醫生 在整治的時候過了頭,之后不能坐、不能站,只能躺在搖籃里。長大之后,最終還是成了廢人。外婆的母親,是家里的第二個女兒,別人都叫她朱二妹,1913年 出生在一個貧苦家庭,上面一個姐姐,下面一個弟弟。外婆母親的爺爺原是現在的張家界市桑植縣那邊的朱家人,不知是因為逃荒還是戰亂,就遷到了現在的永定 區,那時稱大庸縣,并在這邊成家,生下了外婆的外公。外婆跟我說,她小時候還見到過她外公,長長的臉,高高的個子,留著一頭牛尾鞭,分三綹編成辮子一條垂 在腦后,長度過腰,但發量已經變得稀少,頭上有頂發,每天都會拿著一把梳子像老婦人一樣梳著頭發。講到這里的時候,外婆就說現在電視上演的清代的戲都是錯 的,他們的頭頂上是有頭發的。其外公家無田無地,妻子受不了這等貧苦,帶著13歲的女兒改嫁到了附近的吳家。外婆的舅舅在20歲的時候說要去做搶犯(搶劫的人,也可稱土匪),家里怎么說都不允許,可還是悄悄地走了。只出去一個月,就在外被別的搶犯打死了。外婆母親的姐姐出嫁之后,其外公就隨著她母親進了徐地主家。此時她母親13歲。

    1926年, 外婆的爺爺想要給癱瘓了的兒子娶媳婦,外婆的母親就這樣到了他家。母親過門的時候并沒有見著父親的面,父親被爺爺藏在了樓上。外公問起時,爺爺只說父親到 外面玩耍去了,還沒有回來。讓他萬萬沒想到的是,她女兒要嫁的是一個不能走、不能說的廢人。可“你窮人的姑娘放到大人家屋里,還有什么好說的”。事已如 此,也無從挽回了。從此以后,外婆的母親就棲居他家了。

    說 到這里,外婆不忘向我描述徐家房子的氣派情狀。在徐峪這個地方,不知道他有多少棟房子。總之,很多。但從她出生的這棟房子來看,其豪華與威嚴,可想而知。 房屋四壁是白亮的粉墻,黑黝黝的房柱頭上雕刻著精致的花紋。兩扇院門又大又高,漆得烏黑發亮,上面貼著秦叔寶、尉遲恭兩位門神,一邊拿鞭一邊拿劍,鮮艷的 色彩使他們的面部表情更添了幾分莊嚴。院門外有一間房子那么寬敞,兩邊擺著幾對籮筐般大小的圓鼓凳子。家里專門請有教書先生,專供這個家的孩子們來讀書。 母親來這兒一年之后,也跟著讀書寫字。徐家專門有一間屋子供孩子們讀書用,能容下百來個學生。因為有這樣的學習經歷,外婆的五爹在解放之后就當了老師。外 婆的母親15歲這一年,是一邊做家務一邊讀書。家里請的大娘(服侍人員)被辭退了之后,外婆的母親頂了上來。這個家一年365天 從沒有離開過匠人,不是這兒整整就是那兒修修,就連放柴的地方都是專門的柴屋。天沒亮,外婆的母親就要早早起床,準備做早飯。一邊做飯,一邊推磨磨豆腐。 磨具就在廚房里。家里還養著幾十頭壯豬和母豬,有專門給豬送食料的長年(雇工)。此外還有砍柴的長年、碾米的長年。外婆的母親做事麻利,很多事情都能一絲 不茍的完成,做完早飯之后接著去洗衣服。洗衣服回來再坐在那兒讀會兒書,等到做晚飯的時候,又得丟下書本,到廚房里忙碌去了。

    18歲,外婆的母親正式過門嫁進了徐家,從13歲 來到徐家,受了不少苦楚。這時也分了家,共分成三份:大兒子一份、二兒子一份、爺爺他老人家自己一份。分家之后,她也算是個厲害角色,家里的田產全靠她來 經營,租金亦靠她來向各租戶收。方圓幾百里的人家大多都是她家的租戶,就連我外公的父親都租種過她家的田地。租金就是稻谷。每到豐收之時,徐家里的人絡繹 不絕,挑著一擔一擔的谷子交租金。確實有一些交不起租金的人家,但想到自己也是窮苦人家,面對這些窮人,自然生起本能的憐憫之心。遇到此種情況,她往往是 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或者說“交不起,明年再交唄”。至于第二年補沒補上,就是另外一說了。可是她丈夫雖然身殘,但骨子里著實是個明白人,腦子里清醒的很。 每到交谷子的時候,他就杵著一把用椿樹做的腳較一般要長的椅子,向前移動到谷倉口,坐在那里。地下放著一個升子(一種木質的度量容器),手里捏一把玉米, 哪個租戶送了幾擔谷,就往里面丟幾粒玉米。所有的租戶他都熟悉,哪個租戶該交幾擔谷子,他也記得清清楚楚。當發現有的租戶沒來交谷子時,他就會大發一通脾 氣,想從妻子口中得知究竟。看到這樣的情況,妻子也只好說謊搪塞過去,撫平他的情緒。不論怎樣,家里所有的谷倉都會裝滿金燦燦的稻谷。解放之后斗地主時,一聽到讓朱二妹(外婆的母親)上臺,很多她家之前的租戶都會悄悄的溜掉,不忍心參與其中。

     

    湘西出土匪已是人們熟知的常識。解放前的湘西,土匪橫行肆掠,不論是有錢的地主人家還是貧苦人家無不受到土匪的威脅,這是個充滿恐嚇和暴力的世界。對 于有錢人家,土匪之前就會跟這家打好招呼,讓他準備款子。或者說他的人馬什么時候會過來,要隨時準備好吃的、住的、穿的。對于窮苦人家,則大多是直接搶 劫,搶到的東西算作下面這些小土匪的私房錢。人們好穿的不敢穿、好吃的不敢吃、好用的不敢用。戰戰兢兢地偷偷過日子。當然有些大戶人家,比如說大地主,也 會買來槍桿子,建立自己的武裝。這一方面可用作面對土匪時的自我保衛,另一方面也是壓迫窮人受其剝削的工具。這之中還有地方有錢有勢人家同土匪相勾結,造 成專權的情況。也有很多窮苦人家迫不得已去當土匪的現象。

    我 外婆徐家的徐子軍和徐康林二人不知為何要去當土匪或搶犯,徐子軍稱呼外婆的父親為哥哥,徐康林稱呼外婆的母親為嬸娘。他倆爭相要外婆的母親為他們籌款,用 來買槍,說只要給他買槍,就沒人敢欺負你們。母親執拗不過,就把自己的一副金耳環給賣掉了,幾經波折才買到槍。首先是把金耳環換成了七擔谷,之后七擔谷換 成錢,錢又買桐油,桐油換成光洋,最后再由光洋買回槍。此時離解放僅有兩年之久。給這兩人買了槍之后,與外婆家有親戚關系,外婆稱他為哥哥的徐三才也威脅 外婆的母親給他買槍,他是搶犯頭頭。他家也是個地主,但家里的田產都被他賣光了。解放之后,給他評了個破產地主。外婆的母親將徐三才要她買槍的事兒告之了 徐子軍、徐康林二人,鑒于這二人的勢力,他才就此作罷。

    但就徐子軍、徐康林拿著槍做了些什么事情,我未向外婆細問。她依舊按照她的思路說了下去。

    1949年前后,解放軍進駐,進行大規模地剿匪,徐子軍、徐康林二人便在被剿之列。徐子軍直接在同解放軍作戰的時候被打死,徐康林則被關進了一個大倉里,之后也被槍斃了。

     

    1949年,這里同全國其他地方一樣,迎來了解放的福音。但對我外婆的娘家來說,無疑意味著毀滅性的打擊。這一年,外婆的母親36歲,外婆6歲。

    外 婆上面有兩個姐姐,下面有一個弟弟。外婆的父親是殘疾,批斗地主時,根本無人問津,所有矛盾的焦點集中在了外婆的母親頭上。開會,批斗,思想教育成為外婆 母親每天必行的功課。所有的家產,如田、地、房子以及家里的所有器具有的充公,有的則分配給了田地較少或無田無地的貧下中農。外婆向我形容那時的情況,起 碼有百多人上路,男男女女挑的挑籮筐、背的背背簍,一行人從外婆家對面的田埂上走來,就如軍隊行軍一樣,聲勢驚人。家里的東西就只剩下她父親屁股底下的那 把椿樹做的椅子,其他的凳子、被子、雕刻的木床、鍋碗瓢盆、雞鴨豬,甚至連家里做腌菜的菜壇子以及燒火用的火鉗都搬走了。所有的東西都一掃而空,只剩下屋 子里的幾根木柴棒,以及每個人身上穿著的那一身衣服。每天晚上,家里的四五口人就只有坐在木頭上,在火坑旁取暖度日,想睡覺了就坐在那里打瞌睡。外婆家是 在四村,外婆的爺爺住在五村,五村打地主稍微晚一些,于是爺爺就搬了一床沒有被套的舊棉被給他們。那時正值寒風簌簌的冬天。

    改革開放之后,外婆還看見她母親自16歲開始就戴在手上的玉石鐲子在毛桂強母親的手上,他母親去世后,又轉到了他媳婦手上。解放之時,毛桂強是村里的保管員,從地主那里收繳上來的東西都由他保管。外婆猜想,這肯定是他沒有上交,自己私吞了。

    此 外,他們還要不斷轉移地點,到不同的地方住,一般都是地主之間互換。這個地主家的房子給那個地主住,那個地主的房子給這個地主住。來來回回,不停地變動。 用我外婆的話說,“他們就是想把你趕出你的窩子,讓你窮得更加徹底些”!有一陣子外婆一家人住在興隆街一個叫徐繼州的地主家,之后又被搬到一個叫張柏根的 地主家。講到這里,外婆不時感嘆她原來的家有多么多么好以及那時的人們又是怎樣的仇恨地主!

    而 外婆的母親每天不是在開會的地方,就是在開會的路上。每天都有十來個民兵敲外婆家的門,將外婆的母親帶到興隆街開會。有時開會沒什么事,就叫回家。可有 時,只走到離家一半的路,突然又來幾個民兵將她帶到興隆街開會。不論是下雨還是下雪,照開不誤。有時,很晚才會回來。回家之后,就坐在門外的木樁上,不停 地想,不停地想。有時真希望在夜晚回來的路上被老虎吃掉就好了。可是哪知,她連一個鬼影都沒碰見過。外婆向我這樣說到。

    除 開會之外,外婆的母親還有一項到外面去乞討的任務。那時討米,不管她走到哪里,都會遇到她家之前的租戶。這些租戶想著之前她又沒怎么為難他們,都很殷勤地 接待她,給她辦酒辦肉吃。臨走的時候,還會給她送上一些谷子或大米。到了晚上,繼續開會,檢查任務的完成情況。外婆的一個姑姑是官坪吳家的女兒,她哥哥是 個搶犯頭目,也是個惡霸地主。姑姑嫁到了徐家這邊的另一個地主家。“十指未沾陽春水”的她礙于面子不愿意去乞討,每到白天就躲在附近山上的樹叢里,晚上才 悄悄地溜回來,開會時,自然成了被批斗的重點對象,沒少受苦。

    地 主共分為兩類,一類是惡霸地主;一類是剝削地主。二者的評判標準只有一條,就是有沒有搬過槍。如果搬過槍,則為惡霸地主,最終的結果是被槍斃。如果從未搬 過槍,就是剝削地主。外公提到的附近也就是現在教子埡鎮上的秦立成就是個惡霸地主,做過鄉長,之后還成為五大隊伍區的頭兒。對于剝削地主,一方面是將家產 沒收,一方面要進行思想教育和政治改造。我外婆家是所謂的三代本分地主,被劃分在剝削地主之列。聽我外公說,那時的地主要么是剝削起來的,要么是自己勞動 起來的。那種大地主則大多是剝削起來的。說道剝削,就如今天的放高利貸。手頭有點緊的人向他家借錢或谷子,下一次還的時候按照一定的利息進行計算。如果下 一年沒還上,就繼續向上累積。就這樣越滾越多,到達期限時,有家產的抵家產,有田產的抵田產。外公提到黃家的一名叫黃一三的人,就屬惡霸地主,并且是保 長,他就經常以他的勢力威脅那些無田無地的貧民為他做工,并向那些有點田產和家產的人放貸。

    外婆的另一個叫徐子靜的姑姑,嫁到了原來大庸縣的丁梅生家,這家是做糖食果餅生意,開了一個大店面,請了很多師傅做工。外婆的奶奶就跟他們一起住,解放之后,爺爺的家產都被劃歸到她家門下,打成了地主。外婆的奶奶被趕下了鄉進行了批斗,爺爺被弄斷了一雙手。

    劃好階級成分等這些預備工作做好之后,1952年正式進行土改。地主的土地同貧下中農的土地統一收上來,再進行分配。聽外婆說,那時很多好的田地都被貧下中農分掉了,剩下的壞田都給了地主。比如她家的田就是浸水田(土壤很濕,水極難排出的田),容易長螞蟥。

    一 個地主家庭就這樣沒落了,雖然解放后的他們還稱地主,但地主的名號僅僅成為了一種身份的標志,是解放之前他們所擁有的一切過往的凝結。他們也將背負著這個 名號,等待著接下來的另一場風波,同時這也是一個時代的記號。時代也賦予了這個看似個體性的地主家庭一種社會性的意義。

     

    1963年,20歲的外婆嫁給了時年25歲 的外公,他勤勞、老實、本分。短暫的地主生活對于她來說,僅算作“無”,“生在地主家,沒有過過地主的日子,反受地主的苦”是她對她自己橫跨兩個時代的生 命總結。“地主子女”的標簽陪伴她的左右。文革時期,她帶著這個標簽走上了批斗的舞臺,當著眾多群眾的面撇清她同其出生家庭的關系,并于此時宣告了她“地 主”生涯的終結。

    如今她大伯的子嗣已不再延續,徐家家族的香火僅在她弟弟的門下傳遞,只是換上了新中國的血液。她的子女陸續結婚生子,孫子、外孫都已長大成人。作為一名普通的農民,完成著一名農民最普通的人生任務,或許這才是生命最真實和最永恒的意義所在吧!或輝煌、或痛苦的家族記憶都將慢慢地消失在時間的長河里!

    外婆向我講述這些事情時的情緒是復雜的,你能感受到她在談及家產被沒收時以及母親受到各種待遇時的憤懣,但卻絲毫感受不到她對那個時代的怨恨。幾十年來,房間兩邊的畫像一直都在更換,唯一不換的是堂屋前面高高掛起的毛主席像。也許很多事情,她也弄不清想不明。只是覺得,一切事情都有它發生的道理吧!雖說往日很苦,但如今還不是過上了簡單卻幸福的日子?或許如果沒有了往日的那番痛苦,也就不會有今日的太平世界!與其細數昨日之苦,不如細品今日之甜。

    現在想來,這些事情,如果我不來問,恐怕她也不會再提起了!

     

     

    杜姣,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碩士研究生,湖南張家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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