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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夏柱智:我伯父是如何當支部書記的
  •  2014-02-27 21:02:44   作者:夏柱智   來源:   點擊:0   評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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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伯父是如何當支部書記的

     

    夏柱智

     

       大伯父在1975-1985年任大隊支部書記,這是一個中國政治、社會發生巨大變革的時代,他的命運也是隨著大時代的起伏而起伏,他個人的經歷和體會也顯示了最后一批毛澤東式干部在新時代的經歷與宿命。我回到家鄉,經常聽聽他過去是如何當黨支部書記的,晚輩深受教育。做一個支部書記并不容易,這個中國共產黨最基層的黨組織的代表攸關中國社會主義命運。

      

           60年代的大學生

     

    他是60年代武漢建筑工程大學(現在撤并了)的大學生,他的夢想是工程師,他的數理化非常過硬,毛澤東著作也學得很積極,是大學時代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1966年大三時武漢開始文革,他最后一年未讀完就回家,在小學做老師;七四年當時的大隊書記要他出來當支部副書記,二年之后的當了大隊支部書記,從1976年到1986年干了整整10年支部書記。

    1986年,他因堅決不給鄉黨委書記送禮被鄉撤了職;后來他果斷告狀到公社,公社黨委支持他,他遂又到了鄉鎮財政所和后來的鎮政府搞財經委員工作。在1998年的下崗政策中,他作為超過40歲的非公務員(“亦工亦農”)干部而退休回家,沒有享受什么退休金,一直務農。現在他60多歲,專心在家務農,因為當支部書記10年,他因此得到一筆每年800元的補貼,他每天的生活要么是做農活,要么是閑暇時到村上去約幾個老人打字牌。他講他現在不埋怨,這就是“命運”。他這一生經歷過毛主席時代、鄧小平時代和當前農村開始繁榮、奔小康的時代,人生經歷頗為豐富。他上大學期間去北京參加天安門游行,見過毛主席;干大隊黨支部書記時,受群眾大力支持,把家鄉農村建成是一個“紅村”,自己則到現在仍然是村里群眾尊敬的“老支書”。

    在農村工作,不管是做哪一行,我都可以發現他的卓越。做老師做得好,后來年紀很輕就當校長;當大隊干部做得好,深的群眾和上級黨委支持,而且他的工作經歷里有許多很實在的智慧,他給我講的不僅是治理策略和技術,而且還是非常講原則的干部,這個原則就是毛主席所說的“社會主義”,這是一個共產黨的政權,要堅持社會主義的原則,要分清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在工作過程中,還保留了傳統的許多思路,例如他既是一個溝通國家與群眾的紅干部,又是一個維護村落整體利益,頻繁采用村落規范來治理邊緣人,作群眾工作的“土干部”。按照他的話來說,做工作“既不左又不右

     

         二 集體時期的干部與社員的平等

     

        伯父當干部時很有威信 ,這體現在老百姓遇有糾紛,就紛紛告到這兒來,讓他主持來處理。他本人也一心為公,真正是共產黨式的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他說干部的威信只有來自于群眾,不為一己之私,為群眾辦事。這個威信在與群眾接觸中獲得,同時也是干部賴以治理村莊的權威資源。

        伯父講現在干部,私心太重,這是與那個時代最大的不同。現任的支書,在群眾心理面是一點威信都沒有,伯父說之所以他還是憑他的威望保他不下臺,是因為沒有人能替代他,新上任的支書還是會一樣,而且考慮到紅村與鄰村合并后本村要出一個干部。“有一個干部當支部書記總比,軍山村把兩個主職干部都拿去強。”

    他回憶說:集體時代的干部是一份非常令人操心的活,當干部沒有額外的報酬,與群眾一樣勞動,得的工分與群眾一樣。那時的生產隊長除了要和群眾一起勞動以外,每天要給社員排工,派人上工,要參加村里的會議。大隊書記也是如此,他沒有報酬,除了參加本生產隊勞動,參加所蹲點(監督)大隊的勞動,在平時的工作時給予一定的誤工工分。

    他回憶說:干部與群眾的權利是平等的,干部要承擔更多的義務,這是革命的要求,這也是大隊管理體制的要求。干部從群眾中選且與群眾要一起勞動,在群眾不滿時,還可以把干部趕下臺,為一群眾監督機制。

     

     

      社會主義集體要為弱勢群體說話

     

    在伯父任職期間,主張的是“實用主義”的路線,不注重形式主義,而是注重實質的社會主義公平,為弱勢群體說話。

    他說:“當書記的時間不能讓一個人餓死,餓死人不是社會主義不是共產黨”。在70年代末發生了一起事件,一個在服刑的馬姓村民回來了,說是得病。在家里他癱在地上,家里有五個孩子都眼看著快要餓死,當時許多干部都認為他都是五類分子,不能給予他照顧。伯父就認為不可,讓他和小孩們都生存下來是一個底線,不能因為他是“壞分子”而幫他。伯父號召全村每一個人口捐獻一斤糧食給這個家庭,幫助他度過了最難的關頭。

    另外一個例子是是上面有學校招考的指標,伯父主張讓陳姓一家兄弟多的去,而不同意大隊里一位任鄉教育干部的侄子去,他認為“共產黨要為弱勢群體說話,否則就完了”。這是集體時代,共產黨干部表現公平和平等的例子。

    其實在集體時代,勞動分配原則是充分照顧了人與人的一律平等的,人六勞七或者人七勞三的分配原則都體現了集體對人口生存底線的照顧,不管怎么鼓勵勞動的積極性,生存是最基礎的權利。在集體擁有可分配的其它資源時,也是優先照顧弱者。

    在潘灣有一個孤兒,他就是在集體的照顧下順利完成了初中學業,并且被集體推薦到糧食部門工作。集體時代的社會主義原則是充分體現了為窮人說話,乃至于再分田到戶的改革時期,貧下中農非常不理解為什么要“一夜回到解放前”。我伯父當時是大隊支書,最開始不敢分田,因為“貧下中農也不理解為什么,也不支持”。后來上級施加壓力,也就是在1982年夏收時就分下去了。

    在伯父眼里,“社會主義”這個詞是非常有意義的,共產黨沒有“社會主義”作為原則,那么這個共產黨也就不是共產黨。社會主義在他那里的一個具體的含義就是“為弱勢群體說話”。在一個物質匱乏的社會里,為弱勢群體說話就是保護他們最基本的生存權利,活下去的權利,不能讓人餓死。

     

    四“群眾路線”是依靠群眾和為了群眾

     

    群眾路線在伯父的村治里是原則之一,“為了群眾”,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在一個大隊里,大家通過一起勞動,頻頻開社員大會。在一個行政村范圍內,干部要走群眾路線是操作之一就是對每戶每一個人都要熟悉,這種熟悉不是攀交情,而是深入農戶,參加勞動和主動接觸群眾。

    伯父在給我講治理的方法時,多次講到了“知彼”。道理就是在處理糾紛時要學會利用熟人社會的資源。伯父治理村莊的時候,對村莊300多戶的基本情況都摸得很熟,什么人什么性格都很清楚,基本的社會關系也很熟悉。這在處理糾紛時非常有用—“通過熟人社會的治理”,他摸清糾紛雙方的社會關系,這樣就知道了雙方的力量對比。在說理說不清楚也無法讓對方信服的的時候,決定勝敗的就是力量對比,干部要學會“以力打力“。

    有一個例子。70紅村要抽水抗旱,從大湖入紅村有一條港渠,經過向村時,向村人三番五次塞了排水港,造成嚴重的后果。伯父出面來調解。非常重要的就是摸清向村隊長和副隊長的人際關系。一次是副隊長夫婦領三四十人來塞港,伯父知道副隊長是紅村柯家灣的女婿,而未出面的隊長是紅村馬家灣的女婿,伯父呵斥這位副隊長夫婦道:“以后還想去柯家不?”伯父知道外部已經無人支持,隊長由于受制于馬家灣,也無法出面支持,因此力量對比中顯然是伯父贏了。這次糾紛,以簽訂合同,讓對方正式表示不塞港為結束。

    當然伯父清楚平時要注重給對方些好處,防止對方重復塞港,因此在后來向村隊長來借紅村的大型抽水機器時,紅村也賣他們面子,免收折舊費。這樣以后再塞港,伯父就認為他是沒有道理:合同也簽了,好處也給了他。一個有趣的對比是:80年代中期之后,伯父調出紅村,后繼的支部書記無力維持先前定下的合同造成糾紛,這就導致了紅村與向村之間的打群架,并且打傷了數人。但是根據先前定下的合同,向村塞港造成一切后果他們自行承擔。這一次打架之后,向村再也沒有塞港阻礙抗旱。

     

    四、治理“刺棍”與以理服人

     

    在集體時代也有游手好閑之人,大家去出工,而他們卻“打著花傘在田野上游蕩”,那時還很少有公然如同80年代擾亂村莊的灰色混混,但是也被村民稱為“刺棍”。當時有一個說法有“十三棍”(我的四叔、六叔是其中之一),即是說群眾公認的有十三個橫行鄉里的小青年,偷雞摸狗,打架斗毆,欺侮婦女,簡直是無惡不作。

    70年代末的曾家灣就發生這樣一件糾紛。日新是放回來的勞改釋放犯,他侄子光譜當了生產隊長,一次日新在游蕩不干活時,光譜罵了他,爭執起來。日新便要打他,并且另外一位光譜的叔伯一起要來打他。光譜害怕,回到家,關上門。日新追著不放,打光譜家的大門。當光譜打開門縫,看外面形勢時,日新探進去頭去,光譜一拳頭打過來,打掉日新三顆門牙。事后,日新找伯父來評理,他滿以為一個侄兒大了叔伯,當支書的會為他說話,因為他被光譜打掉三顆門牙,不過這次他落了空。伯父在此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干部的說理方式。

    伯父饒有興趣給我講,他是如何評理的。他問日新,“這是不是共產黨的政權?共產黨政權大還是族權大?”,日新這一點明白是“共產黨政權大過族權”,然后伯父說,“那么隊長作為共產黨的干部,代表的是共產黨的政權,在你不出工干活的情況有沒有權力罵你?”伯父又說道:“你是光譜的伯父,在族權的意義上光譜不能罵你、打你,但是光譜是作為隊長罵你,他怎么沒有權力。”伯父把這樣一個事件提升了一個現代的革命政權與傳統的族權比較的層面上,即是政權大還是族權大的道理,日新是承認的,這是最核心的道理。

    然后伯父針對事實原委認為:光譜在這里是被動的,日新追著打光譜,光譜打開門打掉日新三顆門牙也是被迫自衛。伯父利用熟知的政權與族權誰管誰的道理,說服了日新。這一點非常重要,理直氣壯地維護基層政權的威嚴和生產隊長的權力,是處理這次糾紛的啟示。說道現在的社會,伯父認為現在是沒有政權,只有族權和神權。毛澤東打碎的幾個繩索又回到現實生活中來。

    以“理”服人,當然不是硬邦邦地、教條化地說理,當然也是帶有感情的說理,但是當感情完全代替了道理,只能讓人感動,不能讓人信服,則不能說是“以理服人”,核心是說理,輔之以情,最后是動用政權的力量或者地方性的暴力力量。

    伯父給我講八一八二年社會治安的混亂時,也講到如何治理當時的“十三棍”。“十三棍”是當時村落社會給這眾多調皮搗蛋的青年的一個整體污名,人人躲之不及。這十三棍,什么壞事都做,偷雞摸狗,騷擾婦女,曾經有人告狀說,紅村這些刺棍們見到年輕漂亮的女子就去抱,弄得紅村名聲大臭。紅村是調皮搗蛋的多,伯父在當時治理了一批,且主要是教育說服讓他們轉好的。他給我將這樣一個道理,“真正不懂理的是少數”,大多數人在年齡更大些和干部與其講道理的過程中幡然悔悟,走上了正道。

    在八三年治安形勢嚴峻,全國嚴打,紅村因為伯父等的保護沒有抓一個人。關鍵在于村內的“刺棍”最后基本上服從了村內管理。另外的原因是村落的保護性。當時支部書記有力量以與公檢法相抗衡,這在80年代上半期表現依然明顯。上級公檢法部門來到村莊調查和抓捕村民,必須與大隊合作。大隊支書權力大,他可以保護一個人免于公檢法調查,同時可以為他們說好話,把嚴格按照法律要抓走的人放在村內處理。當時的 “十三棍”就是這樣避免了被整體打擊。

    國家政權盡管覆蓋了所有的鄉村,但政權的深入還是間接的,大隊支書管理一個大隊的上千人口,他對每一個人了如指掌,他不配合上級,上級是沒有辦法的。一個村落保護性的例子是:80年代初有一個村民,聲稱其用迷信的方法可以治病,只要婦女陪他睡就可以,有三個女人上當。上級來查這個人,本來按照法律,他可以被判強奸罪,入獄甚至在1983年“嚴打”時會判死刑。伯父處于內部保護他考慮,在上級來調查時,說沒有這回事,因為這三個女子都是熟人,在處理意見上不簽字。經過伯父的調解,這個村民最終只拘留了六個月,免于嚴厲的處罰。

     

      支部書記與中國社會主義事業

     

    在我的伯父身上,我看到了集體時代的基層干部的濃厚背影。伯父經過毛澤東思想的教育,理解什么叫做社會主義,他善于超越個人思考集體和國家問題,他把社會主義的原則貫徹到工作中,保持實事求是。他善于做群眾工作,與人民群眾在勞動和工作中打成一片,深得群眾尊敬。

    我曾經說過,伯父作為黨支部書記可能是最后一批毛澤東式的干部。他自己經常說,他是受過毛澤東的教育的,因此他做不了今天的村干部了。在1998年從鄉鎮上退休回來之后,上級希望他能夠繼續干村支部書記,他拒絕了。因為他覺得社會風氣已經改變了,從上到下,從干部到群眾,支部書記已經沒有以前那樣好當了。

    偉大的中國社會主義事業,離不開像我伯父這樣的黨支部書記,目前一個問題是受過毛澤東教育的黨支部書記越來越少了。中國農民因為共產黨發動群眾,打造地主分土地而翻身了,又因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開展建設事業而在21世紀的今天逐步走向富裕。中國共產黨成功的秘訣不僅僅是經濟上而且是政治上和組織上,就國家政權向下滲透而言,標志性的事件是在每一個村莊都建立了完備的黨的組織,它以黨的基層黨支部書記為代表。我的伯父就是集體時代那一代數十萬個黨支部書記之一。

    在全國各地奔走,深刻感受到基層黨組織是政權組織的核心部分,群眾依然依賴黨組織來與國家和中央形成緊密關聯。一個村的支部書記工作如何,就能決定了這個村莊的共產黨在群眾的威信如何。就全國來看,受毛澤東教育的黨支部書記越來越少了。基層村莊的黨支部書記越來越感受到難當,因為上級黨組織不給與支持,群眾也不理解。他們承擔了全部黨的方針、政策和路線的貫徹落實的最基層的宣傳和落實工作,卻難以發聲。基層村莊的支部書記心里在想什么,期盼什么,焦慮什么,很少反映了國家大政方針和媒體報道中來。我們真心希望越來越的基層支部書記能夠發出聲音,他自己的話說出來,讓這個國家直到最基層干部的心理話。

     

    2014-2月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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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責任編輯: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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