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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吳飛:“拯救靈魂”抑或“治理病人”?
  •  2016-08-22 11:41:41   作者:tm211   來源:   點擊:0   評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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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拯救靈魂”抑或“治理病人”?

    吳飛

    楊念群先生關心西醫東傳的問題,大概已有將近十年的時間了,《再造“病人”》今天終于能夠問世實在是值得慶賀的一件事。隨著對西方“身體”理論的介紹,中國學界陸陸續續出現關于身體問題的討論也應該有一段時間了。《再造“病人”》的出版,在這個遠遠算不上顯學的領域里,無疑算是一件大事。但不論我們如何估量這本書的價值,在很多正統學者的眼里,恐怕這種醫學史的研究還是一個上不了臺面的問題。

    不論弗洛伊德和福柯這樣的理論家在中國有多熱,不論“身體”在現代中國歷史中曾經是多么重要的一個主題,甚至不論“非典”、艾滋病和禽流感曾經和正在引起多么大的恐慌,以“身體”或“醫學”為主題的歷史研究,在中國傳統的人文社會科學中,還是被當作一個怪怪的領域。當然,如果哪位醫學史專家寫一本正兒八經的“中國西醫史”之類的書,恐怕還不會引起太多的側目——當然也不會吸引太多的讀者,因為那是老老實實的醫學史研究。但是,楊念群寫的這本書,主要卻并不是給醫生或是衛生專家們看的,而是要拿給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來讀的;而且他還曾經鄭重其事地談道:“我真正關心的,其實是一個政治問題。”政治問題,怎么需要在手術臺上來研究,怎么需要翻看那么多接生婆和陰陽先生的檔案,怎么需要和赤腳醫生打交道呢?他為什么從光明正大的儒學研究轉到了這歪門邪道的醫學史上來了呢?

    身體之學不得彰顯,我們當然不能僅僅歸罪于中國學術界的保守和僵化。回過頭來看,誰不知道纏足放足、血吸蟲病、赤腳醫生、計劃生育,乃至“非典”、艾滋病、禽流感,這些“烙在身體上的政治”,早已成為塑造我們現在的生活處境的重要政治事件?誰不知道,沒有對身體的各種改造和治理,就不可能有現代中國的生活秩序?那么,究竟是什么,使中國的身體研究沒有在放足運動的時候,沒有在消滅血吸蟲病的時候,沒有在計劃生育開始的時候,甚至沒有在防治“非典”的時候,成為顯學呢?

    要問身體政治為什么沒有成為中國的顯學,也許首先該問,它為什么在西方成了顯學。其實,身體和醫學問題之所以在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界顯得那么重要,也絕不僅僅是因為一個福柯,更不是因為福柯偏偏趕上了一個“反精神醫學運動”。身體問題,很久以來就是西方思想中的一條主線。而悖謬的地方在于,身體問題之所以在西方顯得那么重要,并不是因為西方人就尤其重視身體,反而是因為,西方人更看重的是“靈魂”。簡單說來,就是因為高貴的哲學家往往推崇靈魂而貶抑身體;由于這個被看不起的身體總是抬頭作亂,人們不得不重視它的存在,想盡辦法來控制它、規范它、治理它,于是,種種以身體為研究對象的學問出現了,針對身體的生命政治出現了,當然,為身體正名的各種思想也出現了。乃是因為靈魂與身體之間永恒的張力,才使“身體”成為西學傳統中一個永遠令人無法忽視的問題。

    也許,“西醫東傳”的這個史前史,能幫助我們更真切地理解《再造“病人”》一開頭所講的那個“救不了靈魂的醫生”的故事。像胡美這樣的傳教士醫生,一旦踏上中國的土地,他們真正關心的不僅僅是讓多少中國人了解西醫,更不是能治好多少中國病人。“行醫”完全是他們的一個副業,拯救中國人的靈魂、為上帝傳福音,才是真正的目標;這種傳教士醫學,正是現代西方身體政治的一種延伸,深深體現著靈魂/身體的二元張力。在這些關心靈魂的醫生進入中國之前,他們未必沒有做好可能會失敗的思想準備;即使在他們自己的土地上,他們也會遇到那么多桀驁不馴的身體,那么多倔強的欲望。或許,他們早已打算好了,要在中國的土地上再次完成這種悲壯的“馴服欲望”的斗爭。然而,當這些傳教士進入中國后,他們真正面臨的,卻并不是悲壯的天人交戰。中國的老百姓竟然四兩撥千斤般地把他們傳教的悲壯輕輕化解掉了。他們所面對的這些尚未認識上帝的中國人,雖然一度因為不了解西醫而發生了身體上的抗拒,但是這個不打不相識的階段很快就過去了。功利的中國人在見識了西醫的療效之后,很快就放棄了偏見和固執,而愿意讓自己的身體接受臨床醫學的規范和統治。很多接受了西醫治療的中國老百姓,似乎對于上帝的福音也不那么頑強抗拒。他們和那些接受了賑濟的窮苦鄉親們一樣,很快就皈依在了十字架下。然而,這種皈依絲毫沒有悲劇的美感,反而處處充滿了鄉土中國滑稽的喜劇效果。那些身體馴服了的中國人真的也交出了他們的靈魂了嗎?那些拜倒在十字架下面的農民真的在擁抱耶穌的真理嗎?問題在于,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似乎都不是簡單的是或否。也許中國的老百姓就沒有傳教士們所理解的那種“靈魂”的概念。他們在交出身體之后,可能已經不知道還可以交出什么了;但是這些全部身心交出去的農民,在那些傳教士看來,也許什么都沒有交出來。那些認真地躺到洋人的手術臺上的中國老百姓,那些虔誠地跪倒在基督教堂里的中國教徒,似乎根本無法給傳教士醫生們一點安慰。他們只能感到,自己為中國發展了醫療事業,甚至為中國建起了很多教堂,但是,他們真的拯救了這些中國人的靈魂,從而傳播了基督的福音了嗎?當一片茫然的胡美站在長沙城頭的時候,他還在擔心自己會像中國的上帝之子洪秀全那樣被什么“紅發將軍”趕走;也許他真正應該擔心的,是一旦他為中國的“上帝之子”們輸送了十字架和聽診器之后,自己反而要被這些中國教徒們趕跑了。本來是為了再造靈魂而風塵仆仆來到中國的這些傳教士們,真正再造的卻不是靈魂,也不是身體,而是“病人”。 

    因此,作者把胡美的故事放在全書的第一章,并不僅僅是因為這是西醫東傳的第一個故事;胡美的困惑,也更不是西醫東傳中短暫的挫折。這樣的篇章安排,有著深刻的含義。這不僅暗示著西醫以后在中國的命運,揭示著中國的“身體政治”的走向,而且也預示著一切起源于西方的現代事物在中國可能的變形,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預示著作者自己的這本著作在中國面臨著的處境。

    西醫在中國的這種處境,究竟意味著什么呢?表面看上去,“西醫東傳”首先表現出的當然是文化的沖突;胡美醫生所面對的,也是文化上的差異所帶來的困惑。但是楊念群在后面主要的章節里敘述的,卻并不是文化的差異和融合,而是醫療制度的建立

    西醫在中國一旦傳播開來,現代意義的“身體政治”也就在中國誕生了。當然,中國在傳統上一直就有針對醫療、生死、性愛等的某些政策;不過,這些和現代意義上的“身體政治”有著本質的區別,因為那時候國家治理這些(嚴格說來,甚至不是一種“治理”)的目的,和后來有著根本的不同。這當然不是說,只有西醫才會導致現代的身體政治——古希臘的蓋侖的醫學雖然也算“西醫”,但那時候也并沒有什么現代意義上的“身體政治”——而是說,當中國人接受西醫的時候,中國的民眾和國家同時也接受了一套相應的治理觀念。西醫的傳入和身體政治的產生,這本來并無必然聯系的兩個現象,在中國確實基本上是同時發生的。中國現代醫學制度的建立,一直就交織著文化與政治兩條線索。因此,一個敏銳的史家若要研究西醫在中國的傳播,就不能僅僅注意到文化的差異和交融,而必然要關注到中國的身體政治。

    其實,垂頭喪氣的胡美也同樣敏銳地覺察到了,醫院的建立和臨床醫學的引入,并不意味著西方整個文明的進入,甚至不是西醫文明的整體進入。中國傳統里并沒有西方那樣的身心二元觀念,如果在這個傳統上建立身體政治,當然也就不存在身體與靈魂在西方本來就有的那種緊張關系。中國的身體政治所面臨的,是相當不同的問題。因此,歐美醫生初來中國時鬧出的種種笑話和面臨的種種尷尬,雖然表面上好像來自文化的差異,但如果我們僅僅把這當成奇談軼事來讀,就大大辜負了楊念群的良苦用心。

    比如,若是僅僅關心文化問題,我們就完全無法理解,作者不斷強調的“空間”概念究竟是什么意思。這本書如此強調空間這個角度,雖然不無作者當年研究“儒家群體地域化”所留下的影響,但更重要的一點在于,現代政治的確立,往往伴隨著空間的嚴格劃定以及相應的權力配置。因此,在第三章討論“公醫制度”的時候,楊念群就非常明確地指出:“中國城市現代醫療體制的建立,是與城市空間的重構基本同步的,生活于新型空間中的人們會有意無意感覺到被納入了—個更加有序的系統中而改變了自身的生活節奏。

    所以,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醫的傳入中國,不能類比于歷史上任何一次醫學知識的移植。哪怕明清曾有再多的傳教士向中國輸送過醫學知識,其意義也和這一次有著本質的區別。中國老百姓所得到的,絕不僅僅是中國土郎中之外的又一種選擇而已,也不僅僅是從此可以享受先進的醫療技術。與西醫相應的一套醫療制度也許有著重要得多的意義。當病人們不能在家里等待大夫前來看病,而必須到醫院里去排隊掛號;當行醫變成了國家的事業,必須由國家來興辦醫院;而國家不僅要興辦醫院,還必須開始負責治理各個城市的公共衛生,甚至還要逐漸把普通人的生死納入自己的管理范圍的時候,人們所體驗到的,絕不僅僅是一種異國情調的醫學文化而已。這里面包含著日常生活的整體變化。難怪,早期的醫療制度會與中國最早的警察制度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同樣難怪,為什么在西醫傳入中國的幾十年后,竟然還會出現一個發展中西醫結合的運動。其實,西醫和中醫哪一個都不必然與這一套醫療制度相關。一旦建立了一套現代的生活秩序,中醫和西醫都可能依照這套體系進行改造,并滲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

    方面,現代醫療體制在中國的建立是中國現代政治建構的一個重要方面;另一方面,中國的這種身體政治又和西方的身體政治有著重要的差別。這兩個方面構成了楊念群這本書里面兩條若隱若現的線索。因此,我們不斷看到,這種誕生在西方的醫療體制一旦來到中國,總是顯得那么別扭和不適應,造成了種種的尷尬,演出了一幕幕的喜劇;但同時,現代中國任何一個階段的政府,都自覺地把身體政治納入自己的視野,仿佛解決小民的衛生問題,本來就是任何政治制度的題中之意。

    楊念群在這本書里所揭示的問題和所引出的話頭,也許比他所得出的各種具體結論還要重要。他把“西醫東傳”這個文化問題與“現代醫療制度的確立”這個政治問題搭在了一起。當然,這位歷史學家的這一“搭”并不是自然而然、毫無障礙、和諧圓滿的,而是充滿了阻力、矛盾、沖突、不和諧。但在我看來,正是這兩個問題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才是最重要的;因為中國現代醫學建立的過程本來就充滿了矛盾和沖突,本來就不是一個和諧自然的過程。我們現在的問題,不在于有這么多不和諧的地方,而可能在于我們往往看不到這些不和諧的地方。生活在今天的中國的人們,有誰會覺得同時看中醫和西醫有什么別扭的嗎?有誰會因為看病要排隊掛號而大驚小怪呢?我們誰不覺得,產婦應該在正規醫院里,讓專業的醫生和護士幫助生產呢?我們誰不是自然而然地認為,國家就應該通過非常措施防治“非典”和艾滋病,如果國家做得不好,反而覺得非常奇怪?但是楊念群的書會告訴你,中國人本來并不是這樣面對自己的疾病和身體的,不僅因為中國沒有這樣一套醫療知識,而且因為沒有這樣一套制度。本來中國人看病都要把郎中請到家里,接生都靠接生婆,死了要請陰陽先生,城市里的居民根本不知道公共衛生為何物。而最讓今天的人驚訝的還不是這些。更加匪夷所思的是,今天的這一套醫療制度,最初是一群戴著十字架的洋教士帶進來的,最初的公共衛生,是警察負責管理的,經過了中外很多人的努力,才形成了現在這套醫療制度,中間還出現過“蘭安生模式”、“中醫科學化”、“赤腳醫生”這些曲折的故事,而其中每個故事都充滿了種種緊張和斷裂。正是在忠實地記錄了這一系列的曲折和斷裂之后,楊念群告訴我們,我們現在這個看似自然而然的醫療體制,是如何慢慢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的

    這樣一個復雜的過程,當然會有很多種不同的講法。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文化交流的故事,也可以把它當作一個建構現代政治的故事。這兩種講法都可以講得很圓、很順暢;但楊念群沒有選擇這兩種比較容易的講法中的任何一種,而是把它們放在了一起。于是,就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最難講,當然也最可能給人啟發的故事:表面上的文化交流,如何變成了一種現代政治建構;而現代中國的政治建構,又如何影響了這種文化交流?顯然,要把對身體的討論講得有意思,就不能在身體本身上做文章,當然更不能僅僅研究醫療本身,而一定要把這個看似微小,但又無所不在的問題拉到更大、更重要的框架中來談,才會講出身體問題的妙處。我們不能僅僅關注中國醫學制度的變化,不能僅僅關心什么時候出現了外科手術,中醫和西醫發生了怎樣的爭論,醫院是如何發展的,醫學隊伍是如何建設和變化的,當然也不能僅僅把這些變化放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之中;更重要的,是把這些醫學本身的問題,和中西醫沖突與交流的問題,放到更宏觀的政治視野當中。

    而這種講法的結果,不僅使我們豐富了對自己置身其中的這種生活方式的認識,而且會反過來促使人思考一些更深的問題。正是對這本書的閱讀,可能促使我們去想,在中國的文化和政治傳統中,對身體的關照究竟是處在什么位置上的呢?西方關于身體的故事,同樣是一個非常復雜和曲折的故事。身體并不是天然重要的,而是因為它和靈魂的緊張關系,才顯得很重要,才會有帶著各種眼光的人來審視它、研究它,甚至批判它。那么在中國呢?現代中國這么復雜曲折的身體政治的故事,到底隱藏著怎樣的含義呢?為什么在我們的生活中如此重要的身體和醫療,很少成為學者們關注的核心問題呢?

    細細想來,中國文化中雖然也有“身”和“心”的概念,但確實沒有以西方那樣的方式來區分二者。我們所謂的“修身”,主要的含義其實不是“修心”嗎?曾子所謂的“三省吾身”,難道不可以說成“三省吾心”嗎?而本來應該用來指身體的“體”字,似乎又總是用來指代超出了血肉之身的內容。身體在中國文化中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往往和“心”的概念緊密相連。就像在中醫里面,身體上的種種癥狀可能會和人們的內在感覺聯系起來,而不是像西醫那樣,把身體和心理當作相互獨立的兩個領域。同樣,政治上的“身體”概念,也沒有與“心”截然分開中國文化里沒有身體和靈魂之間的固有緊張;因此,身體之學之所以沒有成為中國的顯學,并不是因為中國的身體問題不重要,而恰恰是因為這個問題在中國太重要,以致很難把它同“心”的問題截然分開。由于中國傳統中的身心問題相互聯系得這么緊,所以,身體問題反而沒有像西方那樣,形成同靈魂的緊張關系。所以,哪怕在中國建立現代的身體政治的時候,我們同樣沒有清楚地看到身心二元之間的張力。現代中國人雖然強調自由和獨立,但很少人明確用身體欲望來反抗精神力量。胡美醫生雖然無法找到拯救中國人的靈魂的方式,但要看到西方意義上的身體造反與膨脹,卻也并不容易。

    那么,所謂“再造病人”的努力,或許也正是一種治理心靈的努力。要真正理解中國的“身體政治”,首先必須想清楚,身體對我們的心靈究竟意味著什么。只有這樣,才能把握住中國的身體政治中的疼痛、苦難、痙攣和興奮的真實含義,而不會再度成為西方時髦話題的犧牲品。換句話說,對中國身體問題的關心,不能僅僅停留在身體本身,而必須聯系到心靈和政治,看現代中國在改造人們的身體的同時,又是怎樣改變了人們的內心;否則,面對此起彼伏的呻吟和鱗次櫛比的醫院,研究者將會束手無策。而一旦我們摸到了現代中國人的心靈體現在身體上的脈搏,我們也就有可能更理解如何關心自己的心靈。或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再造“病人”》和《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之間,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毫不相干。兩本書不僅在所敘述的時段上緊相聯屬,更不僅都把空間問題當作關注的焦點,兩個研究的主題還有著更深的內在關聯。換句話說,這本書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繼續思考中國文化和政治的傳統接續。如果我們僅僅把它當作醫學史的著作,那就又辜負了楊念群的用心。

    (《再造“病人”——中西沖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 1985)》,楊念群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六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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