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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劉兵:集體化時期農村衛生科普的符號化實踐
  •  2017-08-29 10:17:50   作者:tm211   來源:觀察者網   點擊:0   評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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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新中國成立后的農村集體化時期,政府極力在農村推廣衛生知識與技術,這一方面是由于當時多種嚴重疾病影響著農民的健康,推廣衛生技術與知識,可增強人們的體質,消除疾病;另一方面,這也是改造人們的知識,改造人們的精神,建立社會新秩序之需要,是國家權力深入民間的需要。

    知識的改造是國家權力深入民間的重要策略,知識的改造與國家權力的深入相伴而行,改造農村的傳統知識,破除迷信,改造不衛生的生活方式,結束這種知識的“混亂”與“落后”狀態,代之以“科學”的知識,“有序”的知識,重建農村知識新秩序。

    在這一社會情境中的農村衛生科普實踐中,衛生已超出其消除疾病、增強體質的實用功能,被賦予了眾多含義,使衛生成為一種含義豐富的符號,并在實踐中充分利用衛生符號含義之轉化,這是集體化時期農村衛生科普的核心策略。

    衛生成為一種政治性符號

    集體化時期農村衛生的推廣與普及,是與農村改造聯系在一起的,其目的是既要提高人們的健康水平,又要對農村文化進行改造,即通過衛生的普及與運用,來改造農村的舊文化,建立農村新氣象、農村新文化。衛生普及的這種使命來自建國初期我國農村廣大地區的衛生狀況,也來自當時農村改造、國家重塑的需要。新中國成立初期,傳染性疾病以及一些地方性疾病廣泛流行,人們的生命健康受到很大威脅。開展群眾衛生運動,提高農村衛生水平,這是當時農村衛生工作的一個必然選擇。

    1952 年開始的愛國衛生運動則進一步推動了農村衛生推廣的深入開展。而在廣大農村地區,不衛生的生活習慣與迷信流行在這種情況下,加強農村衛生不僅僅是為了消除疾病,還增加了一個新的任務:消除迷信、改造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以此來參與構建農村生活新秩序。《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指出:“積極開展群眾的經常性的愛國衛生運動,養成人人講衛生、家家愛清潔的良好習慣。講求清潔衛生的根本精神,是為了消滅疾病,人人振奮,移風易俗,改造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1981)

    毛澤東也指出:“綱要里頭有一個除四害,就是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除四害是一個大的清潔衛生運動,是一個破除迷信的運動。把這幾樣東西搞掉也是不容易的。除四害也是搞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如果動員全體人民來搞,搞出一點成績來,我看人們的心理狀態是會變的,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就會為之一振。我們要使這個民族振作起來。”(毛澤東,1957)

    農村衛生推廣不僅僅是一場單純的衛生運動,也是一場民族精神振興運動,一場國家建設運動。通過農村衛生運動,培養身體健康、生活方式合理、精神振作向上的新農民,以達到官方話語在農村的實現,構建農村新的知識秩序,達到消除舊社會之影響,形成新社會之氣象,從而實現國家權力對農村的社會控制。

    當時的衛生推廣,是一種社會改造運動,其主要手段是群眾運動。通過聲勢浩大的全民性的群眾運動,制造一種衛生普及的強大陣勢。“要發動群眾,配合生產運動,大搞衛生工作,無論老人,小孩,青年,壯年,教員,學生,男子,女子,都要盡可能地手執蠅拍及其他工具,大張旗鼓,大造聲勢,大除四害……”(毛澤東,1960)群眾運動,能夠充分利用政治手段,將衛生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深入影響到每個社會成員,極大地強化一種生存境域。

    農村衛生推廣與普及不僅僅是為了改善農民身體健康與生活環境,也是一個重要的精神重塑運動,并以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來開展農村衛生推廣與普及,所有這一切,都使衛生突破了它的實用功能,賦予了衛生強大的象征作用,具有一定的意識形態色彩,使衛生實現了符號化的轉變。在農村衛生科普的實踐中,衛生符號的所指呈現多元化,根據社會情境及政府的執政需求,賦予衛生諸多其他功能,展開了多元敘事。衛生符號的含義轉換與多元敘事,是當時衛生科普的一個關鍵策略。

    衛生符號化的途徑

    集體化時期,我國在傳染病以及地方性疾病防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些重大傳染病和地方性疾病得到有效控制甚至消滅,如,天花、鼠疫、霍亂等已消滅或基本消滅。在衛生實踐中,衛生的功能性已得到充分顯現,這是當時衛生符號或衛生神話得以塑造的基礎。

    衛生,從僅具有實用功能的一門技術,到富有豐富含義的符號,這一轉變,主要是在特定社會情境中,通過語言的敘事策略,使衛生與某特定元素相聯系或相區分,從而使衛生處于特定的語言體系中,使衛生與特定元素聯結為一體,從而為衛生賦予其實用功能之外的其他含義,并通過特定語言的使用使衛生的符號含義得到不斷強化。在此,主要通過來自文本和宣傳性年畫的案例分析,討論衛生符號化的兩種機制,即區分、對比與聯結、嫁接。

    通過區分與對比,使衛生符號化

    衛生符號的塑造途徑之一,是新與舊情形的區分與對比。新中國成立初期,經常通過新舊情形的對比來進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訴苦就是其中的一種形式。這在當時的衛生科普實踐中也得到了運用。“進行衛生宣傳時,舉出真人真事,不說空話,或者開訴苦會,訴說在舊社會無法講衛生的痛苦,算細賬講明衛生有利,也是好辦法。”(賀誠,2006,p.353)

    在農村衛生推廣的實踐中,各地普遍組織了回憶訴苦、算賬對比、真人真事的現身說法等群眾性自我教育。廣大群眾在舊社會無錢治病,生下孩子也養不活;到了新社會不但治好了病,孩子也能健康成長。這種新舊對比的事例俯拾即是。(黃樹則、林士笑,1986, p.439)通過喚醒群眾對舊社會中無醫無藥悲慘處境的記憶,并與新社會中有政府保障、有衛生技術保障的現狀進行對比,使群眾體會到衛生技術的在場。在這一過程中,缺乏衛生的時期對應的是悲慘的舊時代,而衛生則對應的是新中國建立以來的新時代。

    這里,舊時代與新時代都是政治性概念,是以新中國的建立為分界點。舊時代與新時代之對比,往往是宣傳新中國之優越性的重要手段,而在當時的農村衛生科普中,衛生也被納入這一新與舊的對比之中,使得衛生成為了一個新與舊時代對比的重要范疇之一,使得衛生與缺乏衛生之間的對比演變成為一種政治性的一種對比。

    塑造衛生的符號特性的另一種區分與對比是價值判斷的區分與對比。在愛國衛生運動中,政府發出號召:“環境衛生,極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養成衛生習慣,以衛生為光榮,以不衛生為恥辱……現在,還有很多人不懂這個移風易俗、改造世界的意義。因此,必須大張旗鼓,大做宣傳,使得家喻戶曉,人人動作起來。”(毛澤東,1960)在這里,我們甚至已經看到了多年后“八榮八恥”的典型句式,這也正印證了衛生問題的意識形態化。要做到人人動作起來,以衛生為光榮,以不衛生為恥辱,這使得衛生與不衛生并不僅僅是個習慣的問題了,而成為了一種尖銳的價值判斷之間的對立,衛生與價值觀融為了一體。

    通過區分與對比,使衛生在農民生存境遇中得以突出,并且,得以凸顯的衛生,是被眾多元素包裹的衛生,而這眾多元素包裹衛生的過程,也就是衛生之符號化得以成立的過程,通過衛生的符號化,人們被“拋入”一種新的生存境遇中。

    通過聯結與嫁接,使衛生符號化

    通過特定語言的使用,使衛生與特定對象融為一體并實現語義的嫁接,使衛生成為特定對象的表征。在此,以當時比較重要的一種衛生敘事方式——衛生主題的年畫為例,探討聯結與嫁接如何賦予衛生新的含義,從而使衛生成為一種符號。

    由于年畫是農民過年時必不可少的文化消費品,年畫承載著農民價值觀等豐富的生存實踐信息,年畫一直以來就是農民表達與感悟文化的一種重要媒介,廣為百姓所喜愛。新中國成立以后,政府有意識地利用年畫進行政治宣傳。1949 年11 月26 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下達了《關于開展新年畫工作的指示》,該文件認為年畫是一種很好的宣傳工具,并確立了當年年畫的宣傳重點。(王樹村,2002, p.287)此時的年畫是政治宣傳的一個重要渠道,這些年畫對于全國,尤其是在信息來源較少的農村地區塑造一種特定的政治氛圍,傳輸政府的理念,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利用年畫宣傳衛生,是這一時期年畫創作的一個重要主題。其中的衛生意象,帶有豐富的象征性,使衛生符號進一步豐滿。如山東濰坊年畫“除四害,新五子登科”,以“五子登科”的年畫典故,賦予新的內容,宣傳“人人除四害,家家講衛生,兒孫個個胖,黍谷年年豐”之理念。(曹淑勤,2008,p.354)這幅畫的意蘊非常明白,除四害,講衛生,能帶來健康,帶來豐收。同時,五位胖娃娃健康可愛的形象,也表示一種積極向上、欣欣向榮之氣象,顯示了除四害給人們帶來的精神振奮之情形。

    圖中所描繪的胖娃娃形象以及其場景,都是老百姓喜聞樂見或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景象,這種形象及場景的熟悉度及其日常性,使得老百姓對于這幅年畫很容易接受,也很容易理解其所描繪、傳輸的理念。同時,這幅年畫價格也很便宜,非常易于在農村流傳。

    年畫“毛主席派來的好醫生”(陸克勤,2008, p.225)描繪的是一位年輕女醫生在給一位母親懷中的兒童問診的情形。醫藥箱和聽診器表征著這位醫生的身份,也表征著衛生技術,而醫生面前的母親和兒童對這位醫生的信賴與依靠,同時也是對衛生技術的信賴與依靠。整幅畫以黃、紅色作為基調,從色彩到人物形象,都透出溫暖的感覺,而這種溫暖感覺的核心來源就是這醫藥箱與聽診器,是現代化的衛生技術的象征。醫藥箱與聽診器雖然在這幅年畫中所占比重不大,但卻是全圖的靈魂,是全圖精神的來源,是全圖的核心。

    圖中描繪的是健康的年輕女醫生的形象,意在利用年輕女性的形象,表征衛生技術的溫暖與親切,塑造一種衛生技術的親和力。而這幅年畫的名字“毛主席派來的好醫生”,同樣具有強大的隱喻力量,表征著衛生技術和政治之間的緊密聯系。全圖的場景具有細膩的生活氣息,樸素、寫實,而運用母親與孩子、百姓與醫生(醫生代表著衛生技術)之兩層關系的疊加,使得衛生與百姓之間的關系更加親近與自然。

    該年畫描繪出了衛生在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在場,且凸顯了衛生與生活之間的聯系,即生活中的衛生,生活實踐中實用中的衛生,而不是與農民生活距離遙遠、高高在上的衛生,賦予了衛生濃厚的生活性,凸顯了衛生作為農民生活實踐的一部分。


    年畫“人人講衛生,家家愛清潔”(陸克勤,2008, p.114)由魏瀛洲創作于1956 年。該年畫由數幅畫組成,左邊與右邊分別有三幅小畫,分別描繪不同場所中的生產與生活中的衛生行為。中間一幅大圖,描繪的農家庭院中打掃衛生、張貼對聯的情形,畫中人物歡樂詳和,對聯上寫著“身體健康”,院中有兩堆高高的谷倉,這象征著講衛生會使大家身體健康,糧食豐收,人人心情快樂,精神振作。在中間這幅圖的左上方,顯露出一個高壓電架的一角,表征著科學技術在改善著農民的生活。而整幅年畫則表征著利用科學技術、講衛生愛清潔的生活方式使得農民生活蒸蒸日上,精神面貌欣欣向榮。

    該年畫中有幾個重要元素:衛生技術及其應用,戴紅領巾的小朋友以及健康、向上的百姓,高高的谷倉、清潔的農家院落、豐收的田野等,這都是表達衛生意象相關內容的重要元素,表征著衛生的多重功用及其政治蘊含。同時,高壓電線(架)作為農村現代化的重要技術元素,表征著“人人講衛生、家家愛清潔”情境中的農村在向著現代化快速發展。

    年畫“人人講衛生,家家愛清潔”既描述了衛生帶給人們的健康生活,同時,也表達了衛生的生活方式帶給人們的精神愉悅。更進一步來說,該年畫表現了政治改造后的新農村,表征著新的社會制度下的一種新的生活實踐,同時,也展現著一種新的政治空間,衛生符號成為刻畫這種政治空間的一個重要元素,而在參與這種政治空間的塑造過程中,衛生的符號化得以實現。

    衛生符號的特點與作用

    集體化時期,新中國剛剛建立,提高人們的健康水平是國家發展的重要任務。與此同時,國家正處在新中國的塑造與新公民的塑造之中。與此相對應,農村衛生科普工作在兩個層面上參與著國家重建。一是物質層面,在農村推廣衛生技術,提高人民群眾的健康水平;另一層面,是精神層面,通過發展衛生科普事業,宣傳現代衛生理念與知識,改造農村人民群眾傳統的生活方式與理念,破除迷信,振作精神,以達到新公民之塑造,衛生推廣成為塑造新公民與新社會的工具。

    衛生的這兩重用途,特別是在后一層面,實際上是超出了衛生之實用功能,而衛生之新功能的實現,借助的重要手段之一是衛生的符號化轉變。衛生符號化的實現,得益于特定語言(包括文本與圖形)的運用,這種語言主要來自政府的宣傳與塑造,衛生符號的核心屬性是政治性。衛生科普關注身體的健康與思想的改造,但在其背后更為基礎或核心的目標,則是實現身體的政治化改造,身體的衛生化是實現身體政治化的一個組成部分。

    衛生之符號化,反映了特定社會情境中關于衛生的敘事。衛生的符號化具有強烈的價值判斷,它有助于衛生的神話得以成功塑造。衛生的符號化為衛生科普提供了一股強大的動力,推動著農村衛生科普的深入發展。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衛生符號化之后,人們所體驗所感知的實際上是政治性所主導的衛生符號,在這種政治性衛生符號的引導下,人們對衛生持有積極的態度,但是,對于衛生之方法以及衛生所蘊含之思想、精神并不了解,這就容易導致一種對于衛生片面的認識。衛生的符號化反映了衛生的社會性存在,隨著社會環境的不同,衛生之符號化會具有不同的特性,而在集體化時期,衛生符號的政治性使衛生以及衛生科普具有了強大的政治屬性。

    當然,這又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的特色。在最寬泛的意義,像衛生等與“科學”相關的傳播普及,總是不可避免地與某種意識形態相聯系,只不過不同時期其聯系的內容有所不同而已。但從本文所分析的集體化時期的這種與衛生科普相關的政治屬性,對于我們今天反思科普問題,更全面地理解科普的本性,仍然是有借鑒意義的。

    【本文選自《多視角下的科學傳播研究》第二章科學傳播與視覺文化,第六節】

  • 責任編輯:tm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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