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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輝:我的媽媽是老飄——城市化進程中的老人流動與代際支持
  •  2017-09-19 09:39:18   作者:陳輝   來源:澎湃新聞網   點擊:0   評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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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的媽媽是老飄:城市化進程中的老人流動與代際支持

    陳輝

    在當代中國,不僅有“北漂”追逐夢想的年輕人,還有為了兒女生活幸福而進城的老年人,通常被稱為“老飄”。老父母背井離鄉、千里迢迢來到子女所在城市,買菜做飯、看護孩子,無微不至。我媽媽就是這樣一位老飄,我女兒出生之后,她就不定期、長時段地進城照顧我們的生活。其實老人家的身體并不好,高血壓、冠心病,還有腰間盤突出。她就是拖著這衰老患病的身體,每天為我們操勞,默默地為家庭做貢獻。在我們小區,有許多我媽媽這樣的“老飄”。他們來自五湖四海,操著不同的口音,每天忙碌,都為了一個共同的心愿,那就是讓兒女生活得輕松一點,不要因為工作忙碌而苦了孩子,不要因為照料孩子而耽誤工作。

    放眼全國,許多城市家庭都離不開老飄的支持。老飄群體的存在及其價值,從一個側面展現著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老年流動與代際支持。考察這種代際支持的性質,既要理解工業社會對家庭功能的塑造和影響,亦要關注中國城市化的特征,更要著眼于中國傳統代際關系的特征,進而反思中國傳統家庭模式的韌性與活力。


    這不只是一個拼爹的時代,還是一個拼媽的時代。拼爹是為了從父輩那里獲得財富和地位,更輕松地獲得人生發展的資本。拼媽則是為了能夠獲得老人提供的家務支持。老人買菜做飯看娃,雖然只是家務勞動,但對家庭發展卻極為重要。

    老飄群體對城市家庭的重要性,源于城市職業社會中工作與家務的矛盾。雙職工家庭的優勢是可以獲得雙份收入,家庭收入最大化。雙職工家庭的劣勢是家務勞動不足,諸多家庭功能特別是嬰幼兒撫育功能受到抑制。產假結束之后一直到上幼兒園甚至是到小學畢業,這段時間孩子如何照料,是許多城市年輕父母的難題,其中年輕媽媽承受的壓力最大。

    年輕媽媽既想讓孩子得到悉心照料,又想繼續保持自己的職業身份進而維護自己的經濟獨立性。解決這個困境,主要有兩個方案,一個是請保姆,另一個是靠父母。請保姆,是基于市場邏輯,通過雇傭勞動來完成家務活動。市場邏輯看起來簡單直接,但現實中找到稱心如意的保姆并不容易。雙方生活習慣的磨合需要耗費一定的時間成本和心理成本。最為關鍵的不是飯菜是否美味,而是保姆是否有足夠強的責任心。家務勞動具有較強的私密性,相當于把家交給她看管,這必須基于信任。如果加上看護小孩,那就需要建立更強的信任關系。在中國各個城市的勞務市場,優秀的保姆總是緊俏的。中國大陸城市因為有來自農村的中年女性進城當保姆,所以不像香港那樣需要幾十萬菲律賓、印尼女傭來補充保姆市場。但從總需求角度來看,大陸城市中的保姆還是供不應求。

    相比于請保姆,讓自己父母來提供家務支持是更好的方案。不僅心理上信任,有更強的責任心,更為重要的是不用付錢。經濟因素不容忽視,畢竟兩三千元的保姆費用,對于大部分城市家庭,特別是剛從農村進入城市的青年一代來說,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小兩口的工資不僅要付房貸,還要買奶粉,經濟上并不寬裕。讓父母來掌管家務,這是最經濟、最現實的辦法。

    依靠父母的支持,中國城市的許多青年家庭,用一種溫情脈脈的方式,低成本地解決了家務勞動和幼兒看護問題。這些老人的默默付出,雖然始于親情,但其價值和意義,卻遠遠超出家庭之外。

    西方現代家庭理論有一個共識:一對夫婦及其未成年子女組成的核心家庭最適合工業社會。這種小型的家庭結構利于社會流動,家庭負擔比較輕,不存在贍養老人的義務,能最大限度地增強消費能力。但是在當代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無論農村還是城市,三代直系家庭都表現出較強的韌性。特別是農村中的三代直系家庭,子代進城務工,父輩留守農村務農,這種半工半耕的家庭經濟模式,既是城鄉二元結構的產物,又巧妙地連接和溝通著城鄉關系。父輩留守農村對于子代家庭的意義,已為較多學者研究。其實,農村老年群體進城對子代城市生活的支持,同樣應該被關注。

    對比來看,老飄進城與青壯年進城有著不同的邏輯。青壯年進城務工,主要是為了提高農村家庭的經濟收入,家庭生活重心依然在農村。老飄進城的目標是為城市中的子女提供支持,此時子女的生活重心已經移到城市。兩類進城模式都展現了農村老人生活的基本特點,即他們的角色和義務,主要取決于子代家庭所處的發展狀態。

    從家庭結構角度來看,老飄同其子女組成的家庭,既不是核心家庭,也不是主干家庭。他們之前在經濟上和生活上已經分開,屬于兩個家庭,但又因為子代需要而搭配組合在一起。有的是老父母一起進城,有的只是老母親進城,老父親留守農村。對于這樣一個基于分工、責任和親情而聯合在一起的生活共同體,我們重點應該關注它的功能。從這個角度看,研究轉型期的中國家庭,功能分析比結構分析更好操作,也更有價值。畢竟,在人口快速流動的背景下,結構處于流變狀態,準確把握家庭結構有一定難度。功能分析著眼于家庭功能實現的方式,考察家庭成員如何選擇合適的家庭關系模式來應對各種壓力,從而更好地促進家庭發展。

    費孝通先生在分析中國和西方代際關系差異時,提出了反饋模式和接力模式兩個概念。其中,西方接力模式是“甲代撫育乙代,乙代撫育丙代”,一代一代接力;中國反饋模式是“甲代撫育乙代,乙代贍養甲代,乙代撫育丙代,丙代又贍養乙代,下一代對上一代都要反饋”。反饋模式強調了子代對父母的贍養義務,子代為老人提供物質供養和精神照料,這是對父母養育之恩的回報。

    當代中國的代際關系,已經很難再用反饋模式來概括。盡管乙代對甲代的贍養義務依然存在,但是撫育和反饋的內容和方式已經發生了較大變化,最突出的表現是:撫育時間延長,父輩責任增大。這一點在老飄群體身上體現得十分明顯。子女進入城市生活,首先得益于父輩在教育等方面的投入,子女在城市購買住房,許多父母幫忙出首付。不僅如此,等到孫輩出生,還需要老人進城照料生活。雖然傳統中國家庭倫理中,父母一直承擔著無限責任,但是不容忽視的是,當代中國的父母責任在城市化過程中被放大了。

    分析農村年青一代的城市化,必須結合代際支持的視角。王德福博士提出的農民接力式進城概念,很好地描述了當代中國農民城市化的特征。從老飄群體來看,一些農村青年通過讀書、經商等途徑完成了城市化,但是總的來看,這種城市化依然是不徹底、低水平的。不僅需要農村父母的經濟支持,還需要勞務支持——很有“扶上馬再送一程”的意味。

    子代城市化之所以需要父輩提供如此多的支持,主要原因是城市中青年一代難以單靠工資來獨立支付購房成本,這個任務通常依托兩代人的經濟積累來完成。近年來,城市中孩子教育成本不斷提高,這同樣增加了父母的經濟壓力。綜合來看,子代家庭城市生活成本越高,其對父輩支持的期待就越高、依附性就越強。

    透過老飄群體,我們應該重新認識老齡社會問題。長期以來,受西方人口理論的影響,我們更多強調了宏觀層面老年人口增多給社會帶來的養老壓力。雖然這一點不容忽視,但是我們理解老齡社會問題,不能抽象地談人口結構,還應該關注具體的家庭結構,在家庭關系中討論老人問題。

    一方面,要考察農村老齡問題的特征。在中國廣大農村地區,老人過了60歲,甚至到了70歲還在進行農業勞動。機械化的大力推廣和普及,極大延長了老人的勞動生命。因此,農村老人只有當他們失去勞動能力之后,才成為真正的供養對象。并且,他們的供養成本是較低的,對于整個社會的負擔同樣不重。

    另一方面,從家庭內部來看,老人即便不參加生產勞動,家務勞動同樣是在為家庭做貢獻。他們并不是家庭運行和發展的局外人者,而是重要的參與者和支持者。對于城市老人來說同樣如此。退休只是意味著職業終止,但是在家庭中,他們還有角色要扮演,還有許多發揮余熱的空間。這一點在老飄群體和留守老人群體身上,都有所體現。

    老飄群體辛勞付出,其最直接受益者是城市家庭中的年輕媳婦,無論是母親還是婆婆相助,都極大地解放了他們的家務勞動,緩解了他們的焦慮感。他們輕裝上陣,有更充足的精力在職場打拼,從而維持自己的獨立性。

    工業社會為女性走出家庭、獲得獨立的社會角色創造了條件,但是并沒有真正帶來女性的解放。因為他們獲得經濟獨立性的同時,還面臨家務勞動和職業勞動之間的矛盾。大部分職業女性還被期待扮演賢妻良母的角色,家務勞動和子女撫育活動一定程度上限制著他們的職業發展。他們越想追求職業發展,這種角色之間的張力就越大。

    在當代中國,城市職業女性有很大空間來解決職業角色和家庭角色之間的張力,并不是通過所謂的性別話語和女權主義,而是通過代際支持來實現。他們以一種最傳統的方式,實現了最為現代的價值追求。在這個過程中,老年父母扮演了關鍵角色。

    不容否認,老人在付出辛勞的同時,也不同程度收獲了親情,在溫情脈脈的家庭關系中發揮余熱。老飄對于子代家庭的價值和意義,年輕媳婦最有發言權。他們知道沒有老人支持的苦,更懂得有老人相助的恩。這種恩,既是傳統中國代際倫理的延續,又被城市化賦予了新內容。老飄群體,以一種特別的方式展現了轉型期中國的代際關系圖景。城市化給家庭帶來的各種壓力,通過代際支持來緩解和消化,這正是中國傳統代際倫理的現代價值。

     

  • 責任編輯:tm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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