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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宗智:專著傳統與中國學術
  •  2019-06-06 09:22:13   作者:黃宗智   來源:   點擊:0   評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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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專著傳統與中國學術:

    首屆“實踐社會科學青年學者最佳專著獎”獎勵哪(幾)本書?為什么?[1]

     

    黃宗智[2]

     

    賴駿楠著《國際法與晚清中國:文本、事件與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版。

    高原著《現代中國的鄉村發展:微觀案例和宏觀變遷》,中國農業出版社,2018年版。

    熊易寒著《城市化的孩子:農民工子女的身份生產與政治社會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此獎于201811月創立。原來的公告是這樣寫的: “‘實踐社會科學青年學者最佳專著獎’的設立是為了獎勵,不是從某種時髦理論出發而為其提出‘證據’或闡釋的研究,而是從扎實的經驗研究出發來決定對現有理論的取舍、修改、推進或重構,進而得出緊密聯結經驗與概括的、有說服力和理論新意的創作。此獎主要針對中國社會經濟史、法律史和鄉村研究(包括農民工研究)三個學術領域,最好是連帶有現實關懷的研究,也可以是帶有歷史維度的現實研究。此獎的‘推薦委員會’將由下列13位學者來組成(名單公開)[3],由每人每年(于1231日前,從2018年開始)推薦一、兩本最近兩年出版或完成的青年學者(一般不超過45周歲)專著來競選。獎金初步設定為五萬元,可以由不止一人分享。另外設立一個七人(不公開的)遴選委員會來集合并遴選被推薦的著作,于每年春季公布結果。目前暫定先試行三年(本年年底開始),根據經驗再做適當調整。”[4]

     

    此屆我們共收到13本被推薦的書(書目已于1月初通過公眾號列出)。由于這是第一屆,我們決定放寬原定的“最近兩年出版或完成的”規定,基本不限出版日期。遴選委員會經過兩個月的閱讀、打分和開會討論,最終選出上列三本書,正好分別代表此獎特別關注的三大領域:法律史、社會經濟史和鄉村研究(包括農民工)。筆者撰寫此文為的是說明我們遴選委員會大多數人員的意見,當然也包含一些我個人的判斷和論析。文章最后部分將集中討論本文主標題“專著傳統與中國學術”的問題。

     

    一、賴駿楠《國家法與晚清中國:文本、事件與政治

     

    賴駿楠的這本書仔細論析了19世紀關于“文明”這個當時新興的國際法學中的關鍵詞,證明其在自然法國際法和實證主義國際法兩大國際法學術潮流中的核心地位, 以及其后來在國際法學中持續不斷的影響。但此作并不限于簡單的“話語分析”,而是進而澄清了“文明”話語在中國法律思想和實際國際關系中是怎樣被理解的和怎樣被使用的,借以證實“文明”的理念是如何既具有理想主義的一面,又具有衛護(帝國主義)西方國家在殖民地權勢的一面。前者的影響可以見于費正清及其學生的研究,例如徐中約(Immanuel Hsü)之將新總理衙門的設立論述為“中國之進入國際大家庭”(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以及張馨寶(Hsin-pao Chang)之將鴉片戰爭最終歸因于“文明的沖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本書論證,“文明”既不可被簡單地理想化,也不可簡單地被丑惡化,而是一個自始便帶有深層矛盾的話語建構。“文明”可以成為文明國家關系的規范,也可以成為文明國家侵犯未曾達到文明水準的“野蠻”國家的借口。

     

    賴書從鴉片戰爭出發。首先論證,林則徐主要仍然從傳統的“懷柔”“夷人”的視角出發來應對來自大英帝國的挑戰,并沒有像有的著作爭論那樣有效借助國際法理論來為中國爭得了對方的一些讓步。然后,論析19世紀美國國際法學家惠頓Henry Wheaton的經典著作《國際法原理》書的中譯者(傳道者)丁韙良W. A. P. Martin,是如何將“國際法”譯作“萬國公法”的,并賦予這本實證主義法律著作一定程度的朱熹理學成分,幾乎將之重新闡釋為萬國間的“天理”,使之成為更能夠被中國讀者接受和誤解的文本 。隨后,作者借助對鄭觀應的細致論析來說明,鄭一開始完全接納了這本中譯本關于國際法的高度道德化表述,但后來,逐漸發現其與事件及政治現實間的脫節。幾經周折后,鄭觀應最終在甲午戰爭前后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國際法理念其實只可能被適用于權力對等國家的雙方,不會被適用于強弱懸殊的雙方。賴隨后詳細論證,中國對“文明”這個關鍵詞的理想主義認識,和日本清醒的工具主義認識,形成了非常鮮明的對照。前者導致中國在甲午戰爭相伴的話語戰爭中也全面潰敗,促使中國被國際法學術界認定為“野蠻國家”;后者則被日本有意識地在國際法學術界和話語中,通過日本留學學者在主要國際法學刊上發表的研究和論說,成功地將其本身建構為與西方同等的“文明國家”,獲得所謂的“國際大家庭”成員的正當性。當然,同時也為其后來的侵略借口做了鋪墊。

     

    在方法上,本書成功地結合話語/文本分析的方法和關于事件和政治的(實踐)歷史認識。它既是一本闡釋國際法原理歷史起源的著作,又是一本說明其實際運作歷史的著作。兩者對照,形成強有力的論析,擺脫了將西方現代文明設定為普世前提的意識。在更深的層面上,本書也對如今法學界的主流形式主義理論——即韋伯式的,借助形式邏輯來將西方現代法律建構為普適的“形式理性”“理想類型”——提出了根本性的質疑。這是一本應該成為國際法研究生們必讀的專著。

     

    二、高原著《現代中國的鄉村發展:微觀案例和宏觀變遷》

    高原的書作出了一系列新的貢獻。首先,它拆開了 集體化時期與“集體化農業”這兩個過分籠統和通用的范疇,明確區分19581963年中的規模過大的集體體系和其前的比較適度規模的合作社與與其后同樣比較適度的小集體(生產隊)的不同集體農業經驗。前者無疑是失敗的,但后者則具有較多優點。在合作化早期,即工業投入之前的農業,它起到了憑合作來解決一家一戶貧下中農土地、牲畜、肥料和其他生產資料不足(“要素配比扭曲”)的問題。在19631978年的后大躍進時期,則成為配合來自工業發展的新生產要素(特別是化肥)被投入農業的制度框架。在那兩個時期,都做到可觀的農業增長成績。作者是根據縣與鄉村層面微觀經驗證據和宏觀理論對話間的不斷來回得出這個結論的。它克服了之前的學術的兩大盲點:一是不加區別地全盤否定19551978年的“集體農業”;二是超越了簡單的、只關注制度的認識(譬如,將“改革”簡單理解為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集體產權到私有產權的演變),說明了必需認識到制度與(特別是來自工業的)新生產要素之間配合的關鍵性。這是個清晰和有說服力的論述。

     

    第二、作者同樣結合制度因素和生產要素的分析,闡明改革期間兩大出人意料的農業演變:一是小規模的新型(小農)家庭農業的發展,特別是高附加值農業(尤其是大棚蔬菜)的發展;一是新舊小規模農業中越來越多的出人意外的(不僅是化肥和科學選種也是)農業機械的使用,通過廣泛興起的、政府鼓勵的民間機耕服務業務的興起,做到中國農業從舊型低“資本”投入到新型高資本投入農業的興起,再次證偽了當今一般經濟學理論的預期——即惟有(私有企業)規模化農場才可能推進如此的農業改造和發展。中國新興起的農業仍然是小規模的小農農場。這是個基于扎實、深入的田野調查(特別是山東聊城市耿店村)經驗證據的結論。而由于其結合微觀與宏觀論析掌握恰到好處,再一次給予我們既有“一竿子插到底”的基于一村一戶的活生生的經驗感,也具有強有力的來自對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認識和反思的論斷。

     

    第三、本書對以上論述的演變中的政治制度框架也做了新鮮的論析:其關鍵不在要么政府、要么市場化私企的(新古典教科書經濟學設定的)非此即彼二元對立,而是中國比較獨特的村莊社區的半正式政權。它不同于由上而下的科層制政府,而是結合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村莊“兩委”政權組織。在耿店村(和其所屬的賈寨鄉),兩種機制的高效結合,特別是1990年代當地村兩委所掌控的集體“機動地”產權,在推廣該地大棚蔬菜種植的過程中起到了至為關鍵的作用。這樣,除了再次突出集體產權制度與生產要素,以及工業和農業的關聯之外,還突出了農業與該地的基層治理體系之間不可分割的關聯,與一般經濟學理論和認識十分不同。(固然,有的論者也許會指出,山東地區的村莊領導,相比集體產權已被掏空的廣大中西部地區,具有強大得多的集體資源和權力。)

     

    以上三大論點主要是是通過微觀層面的經驗證據來闡明和證實的,不同于如今一般僅憑國家統計數據來得出結論的研究。在這方面,作者很好地承繼并發揚了美國(1930年代以來的)“鄉村社會學”傳統(包括其以卜凱John Lossing Buck為代表的中國農業研究)、日本(滿鐵調查以來的)“經濟人類學”以及國際“小農經濟”研究的三大學術傳統。通過它,我們可以更具體、更清晰地看到一家一戶的經驗,以及其所展示的宏觀經濟邏輯。此書代表的是一個多維的、歷史化的、具有強烈真實感和理論新意的視野,跳出了將西方資本主義農業發展模式設定為普適和必然前提的認識陷阱。

     

    三、熊易寒著《城市化的孩子:農民工子女的身份生產與政治社會化》

    首先,此書開宗明義的文獻梳理是典范性的。它不是我們常見的“洗衣單”似的文獻羅列,而是具有明確針對性和洞見的學術梳理:首先說明了政治學兩個重要領域的研究——政治社會化和認同政治——的來龍去脈,突出其問題意識以及興衰與再興的過程。在此基礎上,有針對性地鋪墊和突出自己所采用的中心論點,說明是如何同時借助此兩傳統而又結合、超越它們互不相關的弱點,進而提出自己的關鍵洞見:即認同的“生產”乃是農民工子女政治社會化的關鍵因素和核心內容。這樣,既清晰、鮮明地突出了自己著作的獨特見解,又說明了其與本學科現有研究和理論之間的關聯和不同。如此的文獻梳理比較少見。

     

    作者對農民工子女明顯具有深層同情,部分原因是作者本人便來自農村,并曾親身經歷過處于“農民工子女”身份的困境,可以說對農民工子女群體具有一般人不容易具備的“感性認識”。但他是懷著將農民工研究社會科學化的理念來進行研究的,要求自己寫出既能協助人們認識、理解這個十分重要的社會問題,而又同時作出對國際學術和理論有一定貢獻的創新。如上所述,他采用的做法是結合并超越政治學中的政治社會化和認同政治兩個領域的問題意識、理論和方法。這兩個學術傳統一般被設置為互不相關的研究,但作者本著其對農民工群體的深度認識,創新性地結合了此兩問題,認定認同政治乃是這個社會群體的政治社會化的核心內容。據此洞見,既對問題本身提出了獨到的意見,也對此兩傳統的學術提出了新的認識和適用。

     

    在經驗證據層面上,作者廣泛搜集了城市化中的農民工子女的相關材料,包括他們的學校作業等材料、并對他們做了有針對性的問卷調查,更做了深度的訪談,甚至于親自進入農民工學校執教,從而提出有說服力的論證。譬如,有說服力地證明,農民工子女的“認同”不是來自學校的教育和課本,而是來自他們和家人的切身經驗(“事件”),如在群際沖突事件中和警察或城管執法人員接觸的經驗,以及其親人所遭遇到的各種各樣障礙(“天花板效應”)和不平等待遇的經驗(“故事”)。正是通過那樣的經驗,農民工子女方才認識到自己的特殊身份、處境和命運。同時,本書還證實,就讀于公立學校和就讀于私立民工子弟學校的農民工子女在價值觀方面并無顯著的不同,和一般城市兒童也沒有十分顯著的不同。這就超越了一些影響相當大的,主要依賴課本分析的西方“政治社會化”中國研究的前提認識和方法,也突破了一般以來自家庭、學校、媒體、社區等的價值觀為主要關注點的政治社會化研究。

     

    與大多數的農民工研究不同,本書深入探索的是農民工子女的(可以稱作)“心態”。這是個很不容易掌握和付諸研究實踐的問題。這是本既有深度的經驗研究(并附帶有眾多活生生的案例和洞見),也具有理論和方法創新的著作,是一本說服力很高的著作。它是本中外學術都罕見的有獨到見解的好書,也是一本對政治社會化和認同政治這兩個重要的國際政治學學術傳統領域作出新穎貢獻的書。

     

    四、專著傳統與中國學術

     

    經過此次評選經驗,筆者得出一些關于中國學術專著的現狀及其未來的可能途徑的體會,謹在這里提出供讀者參考。在現代西方,專著傳統的建立和博士論文制度是緊密相關的。1920世紀西方廣泛采用了博士學位和博士論文的制度,其核心是要求博士生寫作一篇(具有專著規模的)“原創性研究”的專業博士論文。其后絕大多數西方的大學都采用了這個制度。而且,較普遍地將博士學位當作大學教授職位的必備條件。尤其在文史專業領域,根據博士論文的修改和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專著較普遍地成為獲得教授終身權的主要條件。在經濟學、法學、社會學等更高度科學主義化的領域中,雖然多有接納脫離專著而更加偏重“研究論文”的發表形式,但部分由于它們的成員依然是來自博士論文培訓過程的學人,仍然有較高比例會發表專著。其中有一些社會科學院系(譬如UCLA的社會學系),采納了一種兩全的操作方案,認定六篇“研究論文”原則上可以在評審職稱中被視作相當于一本專著的貢獻。即便如此,其大部分的資深教授都至少會寫一兩本專著。同時,研究生專業培訓課程一般都會要求他們掌握本領域最杰出和重要的專著(有的輔之以最重要的論文),將其當作進入每一專業領域所必須掌握的基本知識。在歷史學領域,更被制度化為兩大類型培訓課程的制度,一是“閱讀課程”reading course,由教授帶領研究生們來掌握某專業所積累的比較突出的專著,一是“寫作討論班”writing seminar,用來訓練學生們使用原始資料來構建原創性“研究論文”,作為他們寫作博士論文和未來的專著的基本訓練。這樣,研究生課程、博士論文制度、聘任和職稱評審制度形成一個相互支撐、環環相扣的體系,塑造了有分量、有深度的專著傳統。

     

    中國固然也跟隨現代國際學術潮流而采納了博士學位和博士論文的基本制度,據理說,應該也會形成同樣的專著傳統。但是,近年來學術官僚們卻制定了一種帶有計劃經濟性質和“趕超”意圖的產出指標管理體系。首先是一個高度科學主義化的高等院校量化產出評估制度,與國家所撥經費直接掛鉤,促使它們對博士生施加同樣性質的要求,規定博士生在畢業之前出版起碼兩篇在所謂的“核心刊物”上發表的文章(但核心刊物一般較少會接納在讀研究生的論文,這就對研究生們形成極其沉重的壓力)。在教員聘任中,名高校一般會要求更高、更多。整個制度迫使學生們脫離寫作重量級的專著而偏重寫論文來應付這樣的規定和壓力。結果是,將研究生們置于兩種矛盾制度的拉鋸之中,嚴重制約了有分量的博士論文和專著的寫作。同時,學術官僚們還比較嚴格地限定了博士課程的時限(近年來已經有一定的調整),要求博士生們一般要在三、四年之內讀完學位,延期大多不可超過一年,最多兩年,并會終止獎學金和補助以及宿舍分配。一般博士生們基本只能投入讀研的最后一年來寫作畢業論文(而那又是同時需要忙著找工作和滿足量化論文指標的一年),與美國一般會花一兩年時間搜集資料,一兩年來完成寫作的做法頗不一樣。結果是,不少博士論文只可能是比較倉促完成的著作。而在就職之后,青年博士們又必須面對更多更重的量化產出要求,再次使他們無法聚焦于完成一本真正有分量的專著。其結果之一是,如今的研究生課程一直沒有能夠形成以本專業多本優秀專著為主的培訓課程,大多要么依賴教科書類型的閱讀資料,要么依賴從國外引進的(理論或專著)閱讀材料(就連中國研究都如此)。在這樣的制度框架下,青年學者們很不容易作出優秀嚴謹的重量級專著,即便是具有兩三年集中投入的專著也已經相對少見。而且,青年學者大多只能靠匯集之前發表的論文來組成專著,和美國要求基本全新未經發表過的專著制度十分不同。在美國,學者們的第一本專著大多會經過總共三四年的博士論文寫作,繼之以三五年的就職之后的投入和修改。即便是成名的學者,一般都會投入五年左右或更多的集中精力來完成一本專著,和中國當前的專著情況很不一樣。

     

    更有甚者,中國青年學者們面對的是比發達國家中要復雜得多的思想和理論環境。在目前的“轉型”過程中,在中西、新舊、革命與改革等思想潮流相互沖擊而形成的漩渦似的大環境中,中國的青年學者必須要面對眾多學術和心態上的深層矛盾。他們之中很多人要么被卷入跟隨某種意識形態或時髦理論來做研究,或憑借某種“主流”理論話語或技術來取巧,一般很難擺開那樣的誘惑來做出扎實求真和帶有真正創新性的學術。有的學生(和他們的老師)則會相反地、過度極端地只做(考證式的)“純粹”經驗性研究,拒絕一切理論,因此而缺乏概括能力以及連接經驗與理論的鍛煉。較少有青年學者能夠既堅持自己的求真意識來作出扎實的經驗研究,又能探尋出符合實際的創新性理論概括。這也是目前缺乏有分量的專著來培訓下一代研究人員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如今的思想和學術環境中,我們認為,中國的青年學者需要經過一種中國的環境中特別需要的“高等研究”理論培訓,也就是說,需要掌握社會科學主要不同流派的基本理論。這是因為,它們對學術來說,是一種不可或缺的“核武器”。同時,研究生和學者們很有必要借助它們之間的分岐來對其進行反思,需要認識到它們,作為大多是根據西方經驗而提煉出來的概括,大多并不符合中國的實際。而且,由于西方的理論建構一般都會依賴演繹邏輯推理(多被認為是西方獨有的文化資源)來組建一個邏輯上整合的模式,很容易陷入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強烈偏向單一元的思維,忽視二元并存和互動的實際。加上幾乎不可避免的伴之而來的西方中心主義,會更加強烈地偏離實際,尤其是中國這樣充滿矛盾和悖論的實際。研究者需要的是,將主要西方理論當作對話對手或陪襯,通過對其的選擇、修改、調整和重構來創建符合中國經驗實際的概括。也就是說,不是從(西方)理論到經驗再返回到理論的研究進路,而是從經驗到理論概括再返回到經驗中去檢驗的進路。最好的專著很少會來自完全遵循某種現有理論的研究,而是需要緊密聯結新經驗發現和通過對現有理論的反思而形成的新概括。這就是我們稱之為“實踐社會科學”研究的核心。它意味中國青年學者不能僅憑某種“主流”或時髦西方理論或方法來做研究,而需要掌握不同主要理論流派的理論并借助非主流理論來對其進行深層反思,從而形成創新性的研究和概括。這要比不具有同等深層矛盾的學術環境中的學術研究難得多。

     

    固然,美國的學術環境也并不是一個沒有分歧的場域。今天,在其管理比較松散的學術環境中,應該可以說它主要是由三個主要理論流派——即新自由主義(和法學形式主義)、后現代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分別掌控的,形成一個三分天下或“三權分立”的局面。三大流派各有各所掌握的權勢以及領域、院系、學刊,乃至于出版社。一個青年學者完全可以投身于其中任何一個流派而獲得足夠的專業指導和學位,以及論文和專著發表的出路。評職稱時也能夠(按照美國制度所要求的)獲得足夠的(該流派的)成名學者的支持和推薦,完全可以在那樣的環境中獲得充分的認可、“正當性”和晉升機會。(當然,在中國的學術界中,也已經開始形成了這樣的分流、分地盤的局面,如經濟學院系之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院系,但起碼目前,在中國管理學術比較嚴緊的體系下,還遠遠沒有能夠達到在西方那樣勢力相對獨立的、真正“多元”分權的地步。)

     

    更有進者,由于西方當前的主要理論(新自由主義理論之外,還包括馬克思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大多是源自對西方自身經驗的概括,它們不會像其被用于中國那樣嚴重明顯地偏離實際。因此,西方的青年學者,無論選擇投靠哪一理論流派,都還能夠一定程度上自圓其說地為其所選擇的理論找到一定的經驗依據,不會像在中國研究中那么明顯地偏離實際。那樣的研究,雖然未必能夠成為出類拔萃的研究,但可以做到具備一定程度說服力的水平。這就和處身于漩渦似的理論環境和巨大悖論實際的中國青年學者的處境很不一樣。

     

    雖然如此,我們如果從正面來看待上述的問題,這樣的學術環境也可以成為特別杰出的中國青年學者能夠做出特別突出的貢獻的良機。理論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從來就不應該被視作給定的答案,從來就應該是作為問題而不是答案來處理經驗證據的一只手。在中國現今的實際和學術環境中,此點要比在西方更加必要、更加明顯。這正是有獨立思考和誠摯求真決心的最佳青年學者的用武之地。其研究的含義和可能貢獻,不會僅限于中國相對西方的“特色”的認識,而是能夠憑借在中國的更為眾多巨大的“悖論”實際的基礎上,做出更為鮮明的糾正西方理論偏頗的貢獻。其可能借用的資源,除了西方反主流的理論傳統(如實質主義、實用主義和實踐理論,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在野”的馬克思主義和后現代主義),還包括不少更符合中國實際的中國傳統和現代(包括現代革命)的見解和思維。正是那樣的研究,不僅能夠成為符合中國實際的學術貢獻,更能夠成為延伸、重構、糾正現有國際社會科學理論和其偏頗的貢獻。一方面,這樣的環境是中國青年學者面對的特別艱難的挑戰;另一方面,它也是一個具有獨立思考能力和求真恒心的中國青年學者的特殊機遇。

     

    本“青年學者最佳專著獎”的設立是為了要鼓勵青年學者們超越制度約束而投入時間和精力來寫他們的專著。我們要對他們說:我們知道在目前的客觀環境中,集中投入來寫一本有分量和優秀的專著是多么的不容易。我們也知道,你們由于目前客觀環境的限制,知道自己的投入實際上尚未能達到自己內心里對自己要求的理想狀態。但是,我們要對你們說:在現存的環境中,你們能夠作出如此優秀的專著、能夠結合新鮮的經驗證據和獨到的理論概括來得出有說服力的結論,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也是非常值得獎勵的。我們希望能夠看到你們再接再厲地寫出更有分量和更具創新意義的專著,更多足可成為下一代研究生們所必須掌握的典范性專著研究,借此來為自己、為中國學術,也為國際社會科學學術整體,作出更多、更大的貢獻!

     


    [1]  本文將在《開放時代》20195月期發表。公告將在3月初發出。

    [2]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歷史與社會高等研究所、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校區歷史系(榮休)

    [3] “推薦委員會”成員:陳支平教授(社會經濟史,廈門大學);崔之元教授(公共管理,清華大學);賀雪峰教授(鄉村研究—社會學,武漢大學);李秀清教授(法律史,華東政法大學);林剛教授(經濟史,中國社會科學院);劉昶教授(歷史學,華東師范大學);汪暉教授(思想史與文學,清華大學);王躍生教授(人口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王志強教授(法律史,復旦大學);吳重慶教授(民間宗教,中山大學);夏明方教授(經濟史—環境史,中國人民大學);張小軍教授(歷史人類學,清華大學);周黎安教授(政治經濟學,北京大學)。

    [4] 目前可以確定的是,將原來設想的一年一度的競選改為兩年一度,并將此獎主要集中于副教授及以下的青年學者(一般不超過45周歲),為的是使獎勵能夠在一位學者學術生涯中的關鍵階段起到更大的作用。同時,今后將在我們的13人推薦委員會之外,邀請幾位青年學者參與推薦。另外,由于此屆獎勵的是三本書,而原定的五萬元獎金不太好一分為三,我們決定將本屆獎金總額改為六萬元。

  • 責任編輯: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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